公司的一个基本目标是维持利润优于竞争对手。很多学者研究企业的超额收益是否倾向于到平均收益。本文主要关注显著的规则变化下的企业利润优势在调节行业竞争规则下的变化率。这种变化创造了两类企业，新进入者在行业中缺乏经验，而在位者在规则变化前的行业进行竞争。作者通过从ICC数据库收集1976年至1993年的年报为研究样本，结果展示了两种企业利润优势的存在，但有不同的比率：良好绩效的在位者将比良好绩效的新进入者保有更长期的优势。这个结果是违反直觉的，因为新进入者不受制于之前遗留的竞争机制。总体来说，文章结论说明，一个公司的发展阶段和行业的演化是理解超额利润持续多久的关键。
世界很多地方的企业总是会遇到国家征用企业资产的危害，这种问题日益严重，影响了企业如何在新兴市场开展业务。作者检验了企业销售的地理集中度与企业征用的脆弱性之间的关系。作者通过2000年至2004年中国私人企业的调卷数据为研究样本，使用OLS统计方法，得到以下结论：企业在其母公司所在地之外的经营程度与企业面临的国家征用水平之间呈倒U型关系；企业的资本越多，上述倒U型关系越不明显；另外，当国家的制度不倾向于国家征用的出现，上述倒U型关系也会变得不明显。尽管向外扩张最初能够增加企业于征用，作者发现，这种效应会在企业在初始之外的销售额达到一定程度时出现逆转，即销售额达到了企业有充分的资源以影响行为并提出退出现有目标市场的可信时。作者通过两个调节变量来补充主要结果：企业的资本与制度约束行为的有效性。
律所、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广告公司和医院等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在现代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成为有关关键资源——人力资本的新研究的主体。然而，这些企业所依赖的关键资源——人力资本支持其竞争优势，他们的管理也是很大的挑战。特别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所依赖的有实质的议价能力和偏好自治权的组织。作者研究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如何部署其人力资产，以及企业专属的人力资本如何与影响上述部署的原因之间相互作用。作者以英国并购法律市场作为背景，以微观数据来观察不同激励机制下的并购授权律师的配置。结果发现，律所积极的平衡其律师的工作量以寻求效率的提升，“拉伸”律师这一企业高度专属资本到更高的程度。然而，企业高度专属资本的律师似乎会因其喜好而影响配置过程，导致配置不平衡和较少的项目与客户的共享。矛盾的是，律所会采取一种基于工龄的租金共享系统来削弱个人激励，目的是缓解激励冲突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在一篇有关企业增长的经典研究中，Eisenhardt和Schoonhoven（1990）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些年轻的企业逐渐变得成功，而另一些年轻企业却又失败了。为什么组织增长会如此不同？关键资源创始人能够吸引包括共同创始人、员工和投资者提供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务资本。然而，吸引这些资源往往需要以所有权和决策制定作为成本。本文主要关注：创始人对初创企业的控制程度会影响企业价值吗？作者认为，创始人会面临一个“控制困境”，当初创企业的资源依赖导致初创企业的价值与创始人对决策控制的能力之间出现间隙。作者基于这种权衡提出假设，并用美国6130家初创企业的数据验证了假设。作者发现，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仍然控制董事会或者任职CEO职位的初创企业的价值显著的低于创始人已经放弃控制的初创企业。平均来说，创始人额外控制初创企业1%，初创企业的交易前估值降低17.1%--22%。
退出延迟——存在于企业认为已无利可图时，是对企业家和管理者十分重大的经济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主要关注导致延误退出的机制。作者通过实验方法来研究导致延迟的行为机制，结果发现企业家的退出明显迟于最优情况，所表现出的和行为都会延迟；而相比之下，咨询顾问的退出则更接近于最优情况，符合合理的延迟结果。这是由于企业家与咨询顾问之间的唯一区别是股权，作者认为股权本身就足以引起延迟行为。
本文主要关注垂直整合与公司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作者关注市场失灵下治理所扮演的角色，其背景是2008年美国房屋危机。基于代理理论的内容，作者认为垂直整合延伸了高管对供应链的控制范围。首先，作者复制了Demiroglu与James有关垂直整合与违约的可能性负相关的研究，并获得了同样的结论；接下来，作者通过由数据提供方提供的多个县公共记录的国家抵押服务数据库、SDC以及Compustat等数据，研究公司治理对垂直整合与违约相互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公司治理如何与企业在2010年底仍旧运营有关。最后，作者得出了公司治理较强的企业，在垂直整合中的信息共享收益更大的结论。
有关企业多样性与其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长期是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在理论方面，一些学者关注与不同种类的多样性对绩效的影响，而另一些学者关注当企业采取多样性战略来替代集聚型战略是，企业何时能够提高绩效。本文的目的是使用一种方法——分层贝叶斯模型来重新检验企业多样性战略与其绩效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可以在公司层面上判断和估计上述关系。作者认为面板数据很少具有单个企业的多个观测值，所以估计出的每个企业的具体系数具有较弱的可信度。而由于分层贝叶斯模型很好的整合了偶然性研究与混合效应模型的诸多特点，承认了面板数据评估单个企业具体系数的不精确性，该方法通过估计每个企业具体的参数可能的分布情况来替代非贝叶斯模型只通过点估计来计算参数的方法。通过分层贝叶斯模型，作者认为：与之前的理论一致，本文的结果表明，所有形式的多样化战略（相关多样性与不相关多样性），甚至包括集聚战略都能在不同的企业创造价值。本文研究的样本中大多数企业选择了能创造价值的多样性战略。
为了在快速变革的世界中有效竞争，企业有关外部知识获取的能力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这种能力即突破边界开发新的想法与技术。这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更为重要。本文主要关注跨国公司识别与使用来自外部知识的过程，基于对跨国公司海外部门七年的纵向研究，作者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单向“渠道”逐步提出三个增值过程的方法，分别称为“”、“匹配”与“改变”。作者研究发现：内外部双方缺乏共同点的调解机会创造了过程的必要性；调解机会中较高的不确定性会创造匹配过程的匹配性；内外部双方缺乏共同点的调解机会，结合调解机会的不确定性共同创造了改变过程的必要性。
近年来，战略联盟的数量稳定增加，成为企业之间相互合作的有效方式。多方联盟依赖于合作伙伴之间的承诺，并致力于共同努力。然而，合作伙伴往往面临对联盟承诺多少的困境，这种困境主要是由于搭便车现象的出现。搭便车主要由于多个合作伙伴往往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营，因此在联盟中贡献不同。作者基于40个间组织技术联盟的数据，通过随机效应极大似然估计得到以下结论：联盟效能的与多方联盟的搭便车现象呈U型关系；另外，同伴合作的与多方联盟搭便车现象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战略管理研究往往关注企业是否很好的专注于一个特殊的战略方向、或同时进行着两个方向相反的战略，并调整资源以获得更好的绩效。然而，在当前，很少有企业仅依靠自身资源进行发展，更多的是通过使用联盟中伙伴的资源来提高收入增长和降低成本。本文关注公司层面对收入提高和成本降低之间的平衡是否已经扩展到联盟组合的层面。通过全球客运航空行业1994年至2008年79家企业共724个观察值的样本数据，结果发现，在联盟层面对资源进行平衡有助于航空公司提高绩效；同时，管理者在通过合作伙伴获得大量的资源的同时，应保持谨慎。
性技术变革为行业内的在位企业提出了重大挑战。为了在新的技术范式内建立知识，现有企业投资于内部知识发展、人力资本、战略联盟、并购新的行业参与者或将上述战略进行组合使用。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在内部知识创造制度下有效的获得外部知识？作者通过世界范围内106家制药企业从1974年至1998年的相关数据，使用负二项式模型，得到以下结论：外部知识获取与具有高度重组潜能的内部知识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负向的；外部知识获取与具有高度重组成本的内部知识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负向的。
有关股东行为影响大范围的组织活动与收益的研究较多，包括建立投资者关系办公室、使用规范、高管薪酬、环保政策、研发与企业社会绩效等研究。之前的大量研究认为，治理良好的公司将面对满意度更高的股东，并将更与股东的需求相适宜，而这些结论建立在管理的决断力受到的假设之上。因此管理者有时可能会“安抚”股东，并保障管理者自己的决断并管理其工作风险。本文旨在解决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矛盾，进一步理解公司治理在股东行为主义背景下的角色。作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化的模型，将随机观察的股东行为特征作为一个符合产品的两个潜在组成部分，一部分是股东针对企业的行为，另一部分是高管为了满足股东的行为。模型明确分离了两个潜在的组成部分，从而使文章脱离之前研究的假设条件，单纯解决只创造价值的。结果发现，与私人行为相比，公司治理的含义不同于股东需求。
现金对公司绩效究竟是好是坏？有关美国企业巨额现金储备的报道对持有现金的价值表达了相互矛盾的观点：一些评论人士认为，现金储备可以帮助企业避免遇到类似雷曼兄弟的危机或能与其竞争对手在研发强度方面进行有力的竞争；另一些观点认为，CEO会将闲置资金分配到获得负回报的活动上，而这些资金可能在其他地方更有成效。而学术研究者关于现金对绩效影响的研究也有分歧。不同的研究结果说明，企业使用不同程度的现金可以提高或降低公司绩效。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以下问题：现金何时能够创造价值、提高企业绩效？什么时候现金会导致价值被挪用，并使绩效受损？作者通过COMPUSTAT数据库1993年至2012年的数据，样本量包括9298家企业的65784项企业年度数据，使用多个统计步骤对面板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结果发现：在竞争行业、在科研密集型行业、在高速增长的行业中，现金与绩效之间正相关；而在管理不善的公司、在高度多样化的企业、在高度不透明的企业中，现金与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被削弱。总结来说，当现金被用在适合的下，就会带来收益，但现金极容易被其他利益相关者挪用，进而收益被。
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是近年来战略领域的研究热点，现有研究认为企业越来越多的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机包括利他主义、战略选择、避免违法设定的监管规则，以及为避免任何潜在的抵制而加入非组织。因此，企业在制定自身发展战略时，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常常包含在内。而另一些研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投资，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了建立或企业声誉的一种方式。本文主要研究当出现负面事件时，企业社会责任能否为公司股票或债券提供类似保险的作用。作者通过KLD数据库和华尔街时报的数据，结果发现：当负面事件发生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将提供一种类似保险的效果；同时，长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的类似保险的效果将更强；而当负面事件发生第二次或连续发生时，企业社会责任的保险效果则会消失。另外，当负面事件发生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对债券价格产生的保险效应小于对股价产生的保险效应。
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在非传统的研究下手机数据，例如非正规市场、贫民窟、战区、低识字率的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在理论上是相关的，但也是动态的，甚至是有风险的。为了获得这些的数据，研究者往往依靠中介机构，即当地的第三方组织来进行数据收集工作。本文主要解决如何通过中介机构收集数据以影响研究，作者还提出了一种方法帮助学者使用屏幕来消除伪造的数据。作者首先讨论了非传统下的中介机构与极端设置；并提出了名为反应类型分析的统计模型，用来识别和消除伪造的数据；接着作者使用两个的实验数据来解释研究人员如何使用这种方法，第一组实验数据来自马拉维，作者描述依靠中介机构的数据是如何导致错误的结论的，并展示了如何通过反应类型分析帮助研究者避免这种陷阱；第二组实验数据来自印度，作者通过一组采访者对数据造假以明确的测试反应类型分析方法的有效性，并检验了反应类型分析方法能否成功的识别出谁是数据造假的采访者。最终，作者证明并阐述了这一新方法的有效性以及在研究中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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