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作品数量剧增，品种多样，小说创作多以小说集为主，一般可分为志怪类、志人类、杂传类等。这些小说中出现了一些关于隐士、隐逸的故事题材，其中许多篇章想象奇妙、叙事生动，注重刻画隐士人物形象，设置故事情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从文学发展与文化来看，魏晋小说中的隐逸题材，可谓是古典隐逸小说的萌芽，它不仅扩展了古代文学的内涵与形式，也对中国古代独特的隐逸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宦官，军阀混战，经过长期兼并混战，最终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265年，天下归晋。但繁荣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王室很快便陷入贾后和“八王之乱”的纷争中，它消耗了西晋王朝的实力并导致其最终。在这动荡不安的历史中，教迅速地发展起来，为小说的繁荣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上自帝王公卿，下至黎明百姓，纷纷礼佛向道，教思想一时间充塞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左右着人们的言谈举止和待人处事。两晋时期对神仙的向往，对的笃信，成了极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反映到文学创作中，除游仙诗盛行这一大特色外，便是正在发展中的小说大量以神仙鬼怪为表现对象，涌现了一大批描写鬼和志怪的作品。”1因此，志怪小说在当时尤为繁盛。此外，志人小说也流行一时，由于受到汉末以来的人物品评、清谈风气等影响，它专门以记述人物奇闻轶事为主。“这个时期的人物品藻越来越脱离社会的实际需要而变成为一种审美活动，凡此种种，都促成了这个时期专门载录名士巨公言谈举止的小说的产生，并获迅速发展。”2
汉魏晋之际，中国的思想界亦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自董仲舒以来就确立的的权威被打破，沉寂已久的老庄思想重新抬头，玄学亦应运而生，先秦的隐逸文化传统至此也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于是，“看厌了世族夺位的一幕幕闹剧之后，逍遥与隐遁，便成了最时髦的主体。这种的实质是回归家园，尊重主体个性的一种时代风气。因此，隐逸文化在这一时期呈现百态风情而把我国古代隐逸文化推向了高峰和繁荣”3《晋书》卷九十四列传第六十四专设《隐逸传》，用正史的形式记载两晋隐士的事迹，隐逸成为一时之风尚，并进而影响到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使魏晋成为中国古代隐逸文学的黄金时代。不仅隐逸诗歌、辞赋、散文等作品大量产生，同时，在小说中也开始出现一些关于隐士、隐逸的故事。
据《太平御览》卷八六七“虞洪”条称“王浮《神异记》”，故认为是王浮所作。但王浮其人，史书无传。据释慧皎《高僧传》卷一《帛远传》、刘义庆《幽明录》、裴子野《高僧传》等书的记载，王浮是一位，大约生活在晋惠帝时期。《神异记》大部分已经亡佚，文字较完整的仅有。其中一条曰：
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栖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4
这段简略的文字记载讲述隐士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余姚人虞洪上山采茶时，偶然遇见了一位隐居的丹丘生，经过丹丘生的指点发现了山上的名茶。这则条目后来被唐代着名茶学专家陆羽收入《茶经》中，“虞洪遇仙获大茗”也是中国最早的茶叶故事之一。
干宝，原籍汝南郡新蔡（今属河南），其先祖于汉末避乱南迁，定居海盐（今浙江海盐东北），遂为海盐人。干宝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据《隋书·经籍志》《晋书·干宝传》、新旧《唐书》所载，干宝用二十年的时间撰写《搜神记》三十卷，由于散佚严重，明代胡应麟辑成二十卷。《搜神记》一书主要记载鬼怪神仙以及一些佛法、之事。此书虽是魏晋南北朝最着名的志怪类小说，内容丰富，共记录近五百条条目。然而，关于隐逸的记载却很少，仅有，记载了三位隐士的传奇故事。
樊英隐于壶山，尝有暴风从西南起，英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漱之，乃命计其时。有从蜀来者云：“是日火起，有云从东起，须臾大雨，火遂灭。”5
樊英，东汉南阳鲁阳（今河南鲁山）人，壶山，是河南鲁山县南边的一座山。唾沫灭火，是古代一种灭火的巫术。此条写隐士樊英隐居在壶山时，能够看到远隔千里的成都有火灾，并以“含水漱之”的方式灭掉了这场大火。
沛国戴文谋，隐居阳城山中。曾于客堂食际，忽闻有神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凭君，可乎？”文闻甚惊。又曰：“君疑我也？”文乃跪曰：“居贫，恐不足降下耳。”既而洒扫设位，朝夕谨。后于室内窃言之，妇曰：“此恐是妖魅凭依耳。”文曰：“我亦疑之。”及祀飨之时，神乃言曰：“吾相从，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文辞谢之际，忽堂上如数十人呼声。出视之，见一大鸟无色，白鸠数十随之，东北入云而去，遂不见。6
此条写一个隐士偶遇神仙但由于心有怀疑而又错失神仙的故事。沛国人戴文谋在阳城山中隐居时，有一次，忽然听见有神自称是天帝的使者，准备到戴家。戴文谋觉得这事有些匪夷所思，其妻也认为是妖怪。最后，神仙变成五彩的大鸟和白鸠飞走了。
何敞，吴郡人。少好道艺，隐居。里以，民物憔悴。太守庆洪遣户曹掾致谒，奉印绶，烦守无锡。敞不受。退，叹而言曰：“郡界有灾，安能得怀道！”因跋涉之县，驻明星屋中。蝗蝝消死，敞即遁去。后举方正、博士，皆不就，卒于家。7
此条写隐士何敞消灭蝗虫乡邻的故事。吴郡，即今江苏苏州一带，何敞从小精通道术，后隐居不仕。有一年，乡里，百姓生活非常，吴郡太守庆洪想请何敞出任无锡县令，被拒。然而，眼看家乡遭受如此灾难，何敞的内心也深感焦虑。他离开隐居之地，步行来到县里，道术消灭了乡邻的蝗虫。
《搜神后记》旧题为陶潜撰。“《搜神后记》书名即明确表示了它和《搜神记》的关系，自然也是一部记神仙鬼妖的书。”8此书共有一百六十条，关于隐逸的条目有六条。虽然数量依然不多，但从所占比率来看，已经远远高于《搜神记》，这应该与作者陶渊明本人的隐居经历密不可分。《搜神后记》卷一有五条。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测其深，百姓岁时游观。晋初，尝有一人误堕穴中。同辈翼其不死，投食于穴中。坠者得之，为寻穴而行。计可十余日，忽然见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对坐围棋。局下有一杯白饮。……归洛下，问张华，华曰：“此仙馆大夫。所饮者，所食者穴石髓也”。9
荥阳人姓何，忘其名，有名闻士也。荆州辟为别驾，不就，隐遁养志。常至田舍，人收获在场上。忽有一人，长丈余，萧疏单衣，角巾，来诣之，翩翩举其两手，并舞而来，语何云：“君曾见《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寻逐，径向一山。山有穴，才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随之入。初甚急，前辄闲旷，便失人，见有良田数顷。何遂垦作，以为世业。子孙至今赖之。10
长沙醴陵县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见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迹，异之。乃相谓曰：“可试如水中看何由尔。”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才容人。行数十步，便朗然，不异。11
在我国古代传统的隐逸文化中，“山中洞穴”并非仅仅只代表了地理上的概念表述，它同时还是一种独特的隐逸文化符号。在魏晋志怪小说文献中，“洞窟”“山穴”等以仙境的形式出现，表达了身处的人们渴望避祸隐居的愿望，这类仙窟类小说所承载的依然是隐逸文化的内核。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远近，忽逢桃花，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渔人姓黄，名道线
在这则条目中，“桃花源”变成了一个闪耀着隐逸理想的玄怪故事。陶渊明借助玄怪的形式描写了自己心中理想的隐逸世界——桃花源。“此时出现的上述‘桃花源’式的各种传说，所反映的正是隐者和农民避世寻求‘乐土’的现实情况及他们对没有剥削和的理想社会的追求。”14《搜神后记》卷二关于“比丘尼”的条目塑造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女侠形象：
晋大司马桓温，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来自远方，投温为檀越。尼才行不恒，温甚敬待，居之门内。尼每浴，必至移时。温疑而窥之。见尼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支分脔切。温怪骇而还。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温以实问，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当如之。”时温方谋问鼎，闻之怅然。故以戒惧，终守臣节。尼后辞去，不知所在。15
这个故事情节恐怖怪诞，但却堪称中国古代侠隐小说的开端。而且，这位侠隐的鼻祖还是一位出家的。她用很奇特的方式劝谏了东晋权臣桓温的谋反，避免了一场的大，是朝廷与百姓的大功臣，但她却选择“功成身退”的方式离开，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传统侠客开创出最完美的人生方式——侠隐。
魏晋以来，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剧增，其中，尤以张华《博物志》与郭璞《玄中记》最为着名。张华，范阳方城（今固安县南）人，西晋着名文学家、家，官至司空，后在西晋“八王之乱”中被赵王司马伦所杀。《博物志》第五卷有两条关于三位隐士的条目：
近帝时，河东有焦生者，裸而不衣，处火不焦，入水不冻。杜恕为太守，亲呼所见，皆有实事。16
刘根不觉饥渴，或谓能忍盈虚。王仲都当盛夏之月，十炉火灸之不热；当严冬之时，裸之而不寒。桓君山以为性耐寒暑。君山以为无仙道，好奇者为之，前者已述焉。17
这两个故事着重描写了焦生、刘根、王仲道的功能。三国时魏国的隐士焦生，性格乖张，行为怪异。他独自一人常年住在河边草屋中，从不与人交谈，无论春夏秋冬都不穿衣服，睡觉就直接睡在地上，很多天才吃一顿饭。西汉成帝时的隐士刘根是一个不知道饥饿口渴的怪人，而王仲都就更奇特了，酷暑时节哪怕用十炉火烤他，他也不觉得热；严冬时分，即使裸露也不觉得寒冷。《博物志》中的这些隐士似乎已经逐渐开始脱离的生活，其形象也愈来愈具有一种仙化的传奇色彩。
志人类小说开始大量描写隐士生活的是南朝刘宋时问世的《世说新语》，而魏晋志人类小说中关于隐士的故事甚少，仅东晋裴启《语林》有一条。裴启，河东文喜人，布衣终生，喜好品评人物，收录汉魏至东晋言语应对可称者撰成《语林》，《语林》中的许多材料后来被刘义庆《世说新语》所采用。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轻船就戴。经宿方至。既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18
这则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它表现了魏晋名士那种潇洒无羁的生活态度，传递出一种向往隐逸情趣、追求遗世的风貌，是“魏晋风度”的真实写照，刘义庆在编撰《世说新语》时几乎原封不动地收录了原文，由此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汉代就出现了杂传类小说，如《穆天子传》《燕丹子》《汉武帝内传》等，这些杂史杂传有别于正史，由于其历史的虚化恰好给小说的发展带来契机。魏晋杂传类小说中的隐逸题材完全脱离了帝王将相的人物范围，而以普通的布衣隐士作为描写对象，是关于隐士的人物传记故事集。
正始名士嵇康曾经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圣贤传赞》，这部书体现了嵇康的人生追求。据《嵇康集校注》，总共有六十一条，其中大部分是关于隐士的描写，兹摘录几条如下：
壤父者，尧时人，年五十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艺文类聚》三十六）19善卷
善卷者，古之贤人也。舜以天下让之，善卷曰：“予立之中，冬则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天地之间，何以天下为哉？”遂入深山，莫知其所终。（《艺文类聚》三十六）20
石户之农，不知何许人，与舜为友。舜以天下让之。石户夫负妻戴，携子以入海，终身不返。（《艺文类聚》三十六）21
壤父、善卷与石户之农皆是地位不高的普通人，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然而，在嵇康看来，他们的人生虽然平凡，但那种对于的不屑、对于的向往却达到了一种至高的审美人格，为后世知识树立了一座的。
皇甫谧，安定郡朝那（今甘肃灵台县）人，后随叔父徙居新安（今属河南），西晋着名医学家、史学家与文学家。皇甫谧出身于东汉世家大族，然而到他这一代时，家道已经中落。皇甫谧发奋读书，终成一代学术大家。他所编撰的《传》是一部关于的传记汇集，主要记载隐遁避世、不事王侯的高洁行为。作者通过这些隐士的言行抒发了自己对魏晋的不满以及重新确立新的人生价值体系的愿望。兹摘录几条如下：
石门守者，鲁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隐姓名，为鲁守石门，主晨夜开闭。子从孔子，石门而宿。问子曰：“奚自？”子曰：“自孔氏。”遂讥孔子曰：“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时人贤焉。22
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国人也。明之术，自匿姓名，居河之湄，着《章句》，故世号河上丈人。当战国之末，诸侯交争，驰说之士咸以相倾，唯丈人隐身，老而不亏。传业于安期生，为之焉。23
胡昭字孔明，颍川人也。始避地冀州，不应袁绍之命。武帝亦辟昭，昭自陈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处不同。勉卒，义不相屈。’昭乃隐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至嘉平初，年八十九，卒于家。24
皇甫谧在此书中提到的人物有九十六个之多，绝大多数是先秦至曹魏时期的隐士。作者往往用简洁的语言，便刻画出栩栩如生的隐士形象，让很多只在传说中出现的模糊面孔逐渐变得清晰生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袁宏，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文学家、史学家，着《名士传》，分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三卷，主要记载魏晋名士的言行。其文大多遗失，也没有辑本，仅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和《文选》李善注、《水经注》中保存了约十条遗文。其中有两则记载了嵇康与刘伶的一些轶事：
王烈服食养性，嵇康敬信之，随入山。烈尝得石髓，柔滑如饴，即自服半，余半取以与康，皆凝而为石。25
伶字伯伦，沛郡人。肆意放荡，以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26
魏晋隐士嗜好服药与饮酒，认为此举可以建构自己的隐士身份。嵇康属于“竹林七贤”中的服药派士人，而刘伶则是着名的酒鬼，有文章《酒德颂》，这两则条目恰到好处地刻画出两人的典型特征。
《文士传》只在《三国志》《世说新语》中存有少数遗文，一说作者为张隐，一说作者为张骘，二人生平皆不可考。此书也多记载汉末至魏晋文人轶事。如关于阮籍、嵇康的记载：
（阮）籍放诞有傲世情，不乐仕宦。晋文帝亲爱籍，恒与戏谈，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籍常从容曰：“平生曾游东平，乐其土风，愿得为东平太守。”文帝从其意。籍便骑驴径到郡，皆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清宁，十余日便复骑驴去。后闻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欣然求为校尉。于是入府舍，与刘伶酣饮。27
（嵇）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环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就锻者，康不受直；唯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啖，清言而已。28
作为正始名士的代表，阮籍与嵇康不仅是“竹林七贤”中的核心人物，也是正始文坛的。在玄风盛行的时代，加上又身处曹魏与司马氏争夺的漩涡中，他们经常以老庄之“自然”对抗司马氏之“名教”。这两则条目的记载展现了阮籍、嵇康那种潇洒、率真的名士风度，在内容与倾向方面与《名士传》类似。
汉魏六朝时期，人们将小说视为史家的附属，以史家的实录原则来规范小说，导致小说与史传的界限模糊不清。总的来说，上述魏晋志怪类、志人类、杂传类小说集中，涉及到隐士、隐逸故事的不仅在数量上比较少，而且一般还被纳入隐士、隐逸史传体系之中。然而，事实上，它们包含着许多虚构想象的成分。很多篇章叙事生动，构思奇妙，塑造了一系列性格特征鲜明的隐士人物形象；有些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引入入胜。因此，它们更具有小说的特质，是中国古典隐逸小说的萌芽。魏晋隐逸小说将原本在诗文中书写的隐逸题材引入新兴的小说领域，拓展了古代文学的范畴，并为传统的隐逸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隐逸题材小说从魏晋开始，历经唐宋元明清而不绝如缕。虽然它并非传统古典小说的常见题材，然而，隐逸却沉淀为一种文化基因，在许多小说中或明或暗地显示出来。如唐代着名的侠义小说杜光庭的《虬髯客传》、裴铏的《聂隐娘》等，故事皆以主人公的归隐为结局。明代着名长篇章回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也有许多隐士人物。诸葛亮曾隐居乡间十年，后经刘备三顾茅屋终于出山，从一名隐士变成统帅千军万马、运筹帷幄的军师，为蜀汉之兴立下不朽功勋。而另一个着名隐士司马徽，也就是水镜先生，其人生轨迹又与诸葛亮截然不同，他，一直疏离于之外，展现了同为隐士不同的人生选择。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仕与隐似乎是文学中一个的话题。清代着名小说《儒林外史》为知识设计的理想出（下转第23页）（上接第17页）依然是隐逸。“到了吴敬梓所生活的时代，科举一途既然完全成为虚诞空幻，不足为凭，那么，明贤流辈又将何以栖止？这是一个沉重的现实问题。吴敬梓设想的解决方案是中隐于市。”29最伟大的悲剧小说《红楼梦》以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的兴衰来展现美的与人生如梦的悲剧，小说结局描写主人公贾宝玉在经历了种种的大悲大痛之后，终于看破出家，归隐于荒山野庙之中，成为最彻底的隐遁者。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隐逸题材自进入小说领域伊始，便不断发展、演变。从魏晋到清末以至现代，它时而清晰明显，时而模糊含蓄，但却从不缺席。古代知识历来将出处问题作为生命形态的一种重要选择，“仕出还是隐处，这不仅是态度、哲学观念、审美取向及行为方式，实际上是每个社会生命个体终其一生的价值选择。”30这种人生观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学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出处问题成为文学的一大主题，它不仅深深地融入中国文学的血脉中，并且与其他文学主题一起建构着中国文学的历史。
9(1)[晋]干宝、陶潜着，曹光甫、王根林校点《搜神记搜神后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9页。
16(8)[晋]张华着，祝鸿杰译注《博物志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126页。
18(1)[晋]裴启着，王根林等校点《裴子语林》，载于《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85页。
19(2)[三国魏]嵇康着，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649页。
22(5)[晋]皇甫谧着，[清]任渭长绘，艺撰《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8页。
29(1)《中心城市山林与君子栖止--儒林外史中的城市意象》，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51页。
30(2)王立《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八十三年，第85页。美女护士也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