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文化》创办人兼主编，艺术文化学和艺术美学暨文学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和近现代学术思想。近年出版的主要学术着作有：《传统的误读》(1996)、《红楼梦与百年中国》(1999)、《学术思想与人物》(2004)、《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2007)、《中国现代学术要略》(2008)、《论国学》(2008)等。
大家好！近年来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甚至广大的关注。关于国学与传统文化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这次我想讲的是，在传统文化与国学热兴起的背景下，当代中国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种张力和互动。现在大家已经逐步意识到传统资源并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是它的有益补充。就是说，现代化建设离不开自己的传统。
当代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点像交响乐一般的繁丽，它呈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多重变奏。如果比做贝多芬的交响乐，应该是第五交响乐《命运》。当代中国在传统与现代的这种交错互动和变奏的过程中，彰显出中国的现代以及未来的命运。
当代中国有点像一个走红的明星，注意的人多了，谈论的人多了，称赞的人多了，挑剔的人也多了。报刊、传媒、网络对她的引用率大幅增加。但问题是应该怎样解读中国。
早期的传教士、汉学家，把中国说成是一个“谜”，所谓“谜一样的国家”。现在没有人说中国是谜了，但真正了解中国，并不容易。中国以外的人了解中国不容易，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对自己的国家有真正的了解。因为了解，特别是真了解，是很难的。不用说一个国家，就是真正了解一个人也是很难的。中国古代有一部书叫《文心雕龙》，南朝时期刘勰写的，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成体系的文学理论着作，其中的一篇叫“知音”，开头第一句话就说“知音其难哉？”，可见“知音”难得。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常常感到知音难求，《红楼梦》里的紫鹃姑娘不是也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音一个也难求”吗？如果替我们国家着想，要找个知音就更难了。所以20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一篇文章当中特别讲到，对待古人的着作要具有“了解之同情”。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你要想了解别人，你就要，同情他的处境，对他不得不这样讲的话，不得不这样做的事，能够给予一种同情。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具备这种态度，就容易处理好和个人和他人的关系了。
中国确有不容易了解的一面。一方面，反差大，城市与乡村、东部和西部、富人和穷人，彼此的差异判若两极。另一方面，有多种面孔，高速发展、中国人有钱了、全民皆商、世界工厂、大工地、潜在等等，对这些，不同的人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解读，但每个人只能截取自己感兴趣的一两个侧面，却不敢自称读懂了中国。其中无法回避的难题是：中国人口太多。在13亿人口面前，一切问题都有理由，任何弊病都非偶然。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中美刚建交的时候，美国总统卡特到了中国，跟小平同志见面，谈得很好。最后卡特提出来对中国的问题表示非常关注。小平问指哪一方面？卡特说比如迁徙权、流动权不能得到，很多人想来美国，他们不能得到中国的允许。小平说你要多少，一个亿够吗？卡特不说话了。如果真有一个亿到美国去，他受得了吗？故事是真的，版本可能不同，我不过取其意而已。
但在问题丛生的同时，当代中国也给人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舞台。很多留学国外的人，包括和中国有工作或者文化关联的外国人，更不要说那些大大小小的企业经管和做生意的人，他们都感觉到、意识到，中国是当今世界可以一显身手的地方，用一句广告语，叫做“一切皆有可能”。
问题是，这个日新月异的中国，往什么方向发展？总的来看，是富强之，现代化之，人类文明的共同方向。
梁启超曾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从黄帝到秦统一，为上世史，称作“中国之中国”；秦统一至乾隆末年，为中世史，称作“亚洲之中国”；乾隆末年至晚清，为近世史，称作“世界之中国”。任公先生是一家之言，这里我是借用他提出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个概念。
没有疑问，当代中国已经是“世界之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世界的中国”正在世界。中国当代社会最凸显的特点，是处于转型期，包括传统向现代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运行机制向与国际接轨转型，长期贫困的国家向小康社会转型等等。
转型期就是过渡期，是未完成式，一切都处于建构的过程中，是“人在旅途”。许许多多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因此也有人说，“现代化是陷阱”。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即使是“陷阱”，如果这个“陷阱”是中国现代化不可绕行的，我们也无以辞避。现代化是我们多少代人的梦想，实现梦想需要付出代价。正如1991年诺贝尔文学得主、墨西哥诗人帕斯(OctavioPaz)所说，发展中国家是“命定地现代化”(condem ned tom odernization )。当然我们是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许多先发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成为我们“攻玉”的“他山之石”，后发的好处是可以少走一些弯。
中国现代化之，是一个的旅程，中间一再被打断。晚清从1860年至1890年三十年的早期现代化尝试，由于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打断了。初见成效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37年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再一次被打断。我们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三十年了，取得了令瞩目的成就，但仍然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之中。鉴于百年以来的痛苦经验，中国人不能不有所，从领导者到普通，都需要格外小心，要尽一切努力，不能让这一次现代化进程再次被打断，无论是出于自己的原因(比如没有做到“一心一意”和“不”等等)还是由于他者的原因。
我们不能否认现代化的多元模式的可能。历史上的现代化模式，最早是欧洲的模式，后来是模式，而以模式对世界的辐射力最大。但这两个模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至少同多于异。再后来亚洲的现代化浪潮兴起了，实际上日本模式、韩国模式、新加坡模式，已经和有所不同。不用说，中国作为的“文明体国家”，其现代化模式一定更带有自己的特点。已经走过的三十年的经验证明，我们走的是一条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欧洲，又不同于日本的现代化道。但我必须强调，我们的现代化是“人在旅途”，是未完成式。对我们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包括经验和教训，世界上都很注意。
当然，现代性的一些最基本的指标，无论东方还是，都应该是共指的，不同的是现代性的文化形式，否则人类便无法互相了解，实现跨文化沟通。
当代中国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中国，富强，现代化。这是一个的旅程，中间一再被打断。中国作为的“文明体国家”，其现代化模式一定更带有自己的特点。
就中国文化的发生来说，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同的两源；就学术思想而言，也具有多元互补的特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动互补是其显例。传统中国还有发达的民间社会，主要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构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会依托物。
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主要是文化的民族内涵和现代性之间的张力问题。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中间呈现的诸多问题，常常离不开文化的思考。就是说，从文化的视角解读现代社会，有可能把很多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单一的解读、经济解读、军事解读，都不容易把一个国家和社会研究明白。
我的一个看法是：社会的问题在经济，经济的问题在文化，文化的问题在教育，教育的问题在文化。这是一个文化与社会与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循环圈，这个循环圈为我们提供了对社会现象作文化解读的可能。我不是文化决者，但我觉得，当代中国文化方面的欠账太多。因为我们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把文化混同于意识形态，以至文化多于文化建设。殊不知文化建设是需要依赖社会的。经济的市场化自然是现代化的必经之，但社会不能市场化，社会的教育与学术尤其不能市场化。人类的(譬如操守)和美好的情感(譬如爱情)，不能市场化。总之，经济强国的建立，不能以文化的基本价值为条件。
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化问题，有一个的文份和与他者的关系问题。现代，那么传统呢？世界、一切方面都试图与国际接轨，那么自己呢？所以，便有了对自身角色作文化辨认的需要，而角色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说一百年前、三十年前，可能还会有学者认为现代化和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不相容的，但今天，已经很少再听到这种声音了。我们长期反思的结论是：现代化不能完全丢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不能离开自己的出发点，不能找不到回家的。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五千年的文明，三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与文化。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唐代就已经迎来了歌唱的历史时期，唐代的多元繁荣是中国文化史的最辉煌的记忆。
多元共生是中国文化的显着特点。就中国文化的发生来说，它是多元的，具体可以说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同的两源。我们过去讲中国文化，一般都讲黄河文化，以黄河文化为基准，因而黄土地文化、农耕文化、内陆文化、写实主义文化等等，成为人们概括中国文化的常用语言。但长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黄河文化的范例。甚至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所呈现的文化面貌也是如此的不同。
长江上游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造型和黄河流域非常不同，有非常夸张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力，甚至使人怀疑这是中国人制作的造型吗？从这些青铜器的构造上，我们约略可以想象出四川人的性格似乎带有青铜器的刚性。而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一年我参观河南的博物馆，看到黄河流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各种鼎器的造型浑厚庄严，有力度，感觉很震撼。后来馆长带我去看另一处存放的青铜器，一排的鼎器，但造型轻巧，下座虽大，腰身却很细，年代也跟黄河流域差不多。馆长让我想想是哪里出土的？我说可能是三楚。他说是啊，“楚王好细腰”嘛。宫廷的审美取向已经影响到了青铜器的造型。由这一点可以看出，楚文化确实有自己的特点。长江下游的浙江则有大规模的玉器出土，就是有名的良渚玉器，不光有人身上佩戴的饰物，而且有生产工具和军事器械，例如玉斧、玉刀、玉箭、玉剑等等。所以考古学家怀疑，我国古代是不是可能有一个玉器时期。这些洁白坚硬的玉器，或许也可以让人联想到浙江人的一些性格特征。
所以，不仅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不同，长江上中下游的文化也有很多差异。黄河文化的那些人们熟悉的特征，不一定完全适用于长江文化。长江自古以来航运便利，可以直接和海洋联系起来，如果说黄河文化带有内陆文化的特点，那么长江文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海洋文化的特点。长江流域南面的岭南文化，更是很早就直接跟海外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就学术思想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多元互补的特点。学术思想是民族的之光，是最高形态的文化。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动互补是其显例。佛教是在东汉时期由印度传到中国的，这么一个外来教慢慢变成中国自己的教，是由于的思想有极大的包容性。的产生也在东汉，当佛教思想刚刚传进来的时候，起来进行反驳和讨论的居然不是而是。因为是教，所以对另一种教的不能认同。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写过有名的《神灭论》，就是佛教思想的。他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呢？据陈寅恪先生考证，范缜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他自己，都天师道，这是的一个分支，他反对佛教，是由于他有的家传影响。
历史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教战争，但是中国这么长的历史，很少有教战争。这是由于中国的文化思想有极大的包容性，特别是思想。所以然者，在于不是教，或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不是真正的教”。正因为传统社会占主流地位的不是教，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才融合得很好。汉以后是在朝的思想，和以及佛要在民间。对于一个知识人士而言，三家思想的互补使得空间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进退、顺逆、浮沉，均有现成的学说依据，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给人以上进的力量，修身、齐家、、平天下，是传统士人的共同理想。但是，如果受到了挫折，乃至革职、斥退、罢官的时候，无为的思想便可以给他很好的支撑。崇尚自然，可以让他畅游于山水之间。甚至罪愆，如果佛教，剃度出家，也可以避世完身。总之生命个体不会陷入完全的。所以，多元性、包容性和自性的超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的基本特征。
传统中国还有发达的民间社会，主要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构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会依托物。依据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传统可以区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比如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就是大传统；而民间文化和民间则是小传统。大小传统是互动和互相依赖的，当大传统危机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在民间文化中搜寻到它的碎片。所谓“礼失，求诸野”，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到东南亚一带，看到那里的华族社会，其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性仍然相当牢固，甚至比我们国内看得更重。
中国文化自有令人自豪的不间断的传统，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和汉字有关系。汉字我们使用了两三千年，从秦朝的统一文字到现在，一直是中华文化的载体，电脑盛行原以为会使我们的汉字遇到危机困难，实际结果却并非如此，现在汉字进入电脑极为方便，说明我们的汉字在现代背景下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我们文明不间断的有功之臣。相反，20世纪初前半期，许多志士仁人以为汉字将成为现代化的“累赘”的想法，未免是杞人忧天。不过从清朝中叶以后，中国的发
展落在了世界文明的后面。不少史学家喜欢朝如何不可一世，喜欢讲“康乾盛世”，但是我个人的看法，中国落后的直接触点其实还是发生在清朝。由于康熙晚年到后来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与外人建立正常的交流关系，使中国处于与世界的状态。唐朝为什么那样强大而且繁荣？胸怀宽广地与中亚以及其他国家建立稳定的文化商务关系，是重要的一因。十七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很愿意跟中国交流，但是清朝者不接受他们伸出来的手。显例是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率船队来华，带有乔治三世国王给乾隆帝的祝寿信，希望与中方签署一项贸易协定，并在双方首都互设。清朝认为根本无此必要，价值1.56万英镑的600箱礼物收下了，马戛尔尼则除了拿到一柄精美的玉如意，等于空手而归。我以为至少是此次，不是而是清朝者主动放弃了交流的历史机会。否则，如果当时能够主动打开和欧洲经商的通道，后续的发展也许就不是后来的面貌了。
到了晚清，中国的大门被西人的船坚炮利打开，欧风美雨狂袭而至，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发生了危机。1911年持续几千年的帝制解体了，最后一个被赶下了龙椅，以“三纲五伦”为代表的思想，也就是传统社会的大传统，还能够继续发用吗？中国的固有文化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或者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传统中国经过怎样的途径才能顺利地进入现代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还有意义吗？百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论，直到今天仍不能说已经获致完全的解决。
百年中国以来的文化传统是处在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文本的经典阅读、文化典范的熏陶和礼仪文化的熏习，是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些必要途径，行之有效。
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是我们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解体与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隐含着、存在着两个真实的问题，即第一，到底如何重新诠释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第二，实际上存在一个民族文化的重新认同问题。因为从清末到民初到五四乃至后来，长时期唯是举，只知有“西”不知有“东”，而且经常的口号是：“要与传统彻底”，结果使得中国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严重流失，流失到自己不能辨认自己。
九十年代初期，我和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有过一次文化对话，后来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上。金先生是有名的文化社会学家，他长期致力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他说，中国文化二十年代不想看，八十年代看不见。上世纪二十年代，反传统的呈压倒之势，对传统当然不想看。可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传统大面积流失，即使想看也不容易看到了。是不是现代化必然要告别自己的文化传统？人们发现，东亚的一些国家并不是如此。比如日本，虽然早期也有过“脱亚入欧”的潮流，可是后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自己的传统保存得相当完好。甚至比我们的现代化先行一步的，也没有和中华文化传统彻底脱离。早几年到的时候看到浓浓的人情味，传统的特征非常突出。而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呈现于当代社会的，的确少之又少。所以“中国和自身脱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五四反传统，主要检讨的是社会的主流文化，文化的大传统。五四精英、上一个世纪的文化先进，他们虽然不留情面地传统，但他们本身又是受传统熏陶的有十足中国文化味道的从业人员。胡适反传统算是很激烈了，但他的身上，仍然保留有十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他们那一批人很小就留学国外，甚至十几年、几十年在国外，但他们不发生文化失重的问题，文化的根始终在文化中国。像陈寅恪先生在国外的时间非常长，到过很多国家，但是他的文化关切、学问的中国文化根基，始终没有变。1961年诗人吴宓自重庆赴广州探望寅恪先生，他的印象是：“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吴宓日记》续编，1961年8月30日条，三联书店版)
我们文化的小传统，即民间文化和民间，后来也在相当一段时间遭到了。我们一两代人都是在大小传统齐遭毁损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很少有机会接受传统文化典范的熏陶，从而成为民族固有文化的缺氧者。特别是时期，提倡学生老师、子女父母、同志同志、街坊邻里，全民大，中国人的人性殆尽，对社会基本伦理价值的是难以想象的，也是难以弥补的。我认为这个影响直到现在也不能说已经完全成为过去。
三十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民间做了许多重建传统的努力，取得的成效可睹。但由于长期与传统脱节所造成的文化断层，一时还不能完全找到与传统衔接的最佳途径。人们看到的大都是比较浅层的模仿或没来由的怀旧，而缺乏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层底蕴。
我认为当今文化传统的承续与重建，有途径比较行之有效。第一是文本经典的阅读，第二是文化典范的熏陶，第三是礼仪文化的熏习。
中国文本典籍之丰富，汗牛充栋不足以形容。中国很早就有修史的传统，各朝各代都有完整的史书，不包括《资治通鉴》，就有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是二十五史。还有各种野史笔记，也都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史书之外，还有丛书和类书。当然按传统的“四部之学”，史书是“乙部之书”，另还有经部之书、子部之书，以及数量更大的个人作品集，也就是“集部之书”。
这么多的典籍，专业的研究者尚且望洋兴叹，我们一般的，该读些什么书呢？过去做学问打基础，或者想积累自己的传统文化知识，最初步的是要读“四五四”和“百三千”。“百三千”就是《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从前的发蒙读物。“四五四”是“”、“五经”和“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是前四史，篇幅不是很大，如果不能全读，选读也可以。像《史记》，主要需要读传记部分，共七十二篇，故事性强，不难读的。除了“前四史”，这几年我一直提倡读一点“经”。现在大家讲国学，什么是国学？国学这个词在《周礼》里面就有了，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国学，不是历史上的国学，历史上的国学是国家所立学校的意思。今天讲的国学这个概念，是晚清出现的，可以叫做现代国学。至少1902年黄遵宪和梁启超的通信里，已经在使用国学的概念，还不一定是最早。讲国学最多的是章太炎先生。他一生有四次大规模地讲国学，他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国学是做中国学问的一种根底，最重要的是和小学。什么是小学？小学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是过去做学问的基本功。也就是清儒常说的“读书必先识字”。章太炎先生就是研究文字学的大专家。还有一个是，就是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诗是《诗经》，书是《尚书》，礼是《周礼》(还有仪礼、曲礼，称“三礼”)，易是《易经》，也叫《周易》，乐是《乐经》。《春秋》也叫《春秋经》，因为是极简短的史事记载，必须借助于几种“传”方能看得明白。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我以为《左传》最重要，最便于阅读。由于《乐经》后来没有传下来，空此一“经”，所以便有了“五经”的说法。